安徽阜阳宫小村带残疾儿

“微博打拐”,让几年前因“带香”而闻名的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宫小村再次回归公众视野。记者实地调查发现,虽然此前传言的“关笼子”、“泼硫酸”等虐童行为并不存在,但作为“香”的残疾儿童的权益实难称得上有保障。

“他身体这个样子,除了外出讨点钱,还能做什么呢?”宫保磊的父亲宫清运一再向记者表示。

从15岁到34岁,因患先天性脑脊膜炎而终生残疾的宫保磊始终不能摆脱作为“香”的命运。

在皖北地区的方言里,“香”即钱、财宝,残疾儿童可乞讨获财遂获名“香”。带残疾儿童乞讨即为“带香”。

宫保磊第一次成为“香”,
更多精彩尽在这里,详情点击:http://shtmmy.com/,阿森纳是在1992年,年方15岁。父母与他人合伙,“五五”分成他的乞讨所得。当时,“带香”在他所在的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宫小村刚刚兴起。至2000年前后达到高潮之时,“寻香”范围已从周边村庄扩至河南开封、山东菏泽等地,“带香”行为更是遍及全国各大城市,产业链条渐次清晰。

如今的宫小村已经并归宫大行政村。根据曾担任宫小村村支书25年的宫传文的说法,“带香”高潮时期,仅有130余户人家的自然村宫小村,即有三四十户人家“带香”,“香”的数量超过百名,宫小村甚至由此获取诨名“瘫子村”。

时过境迁。1998年,村民宫保玉与其父因“带香”在天津被判入狱两年;2004年,村民宫清平因“带香”在广州领刑8年;2007年,邻村村民宫春备等三人因“带香”在深圳分别获刑。

宫传文直言,在宫清平获刑之前,“哪知道‘带香’是违法犯罪”。而至宫清平案发,一场源自公安部自上而下的严打,让宫小村的“带香”产业渐趋萧条。

但显然,震慑作用并不足以吓退所有的人。今年2月6日,在“微博打拐”的热潮中,随着媒体对宫小村的报道再度升温,当地警方在紧急排查中又查获两例“带香”案件,其中一例就来自宫小村。

“带香”之于宫小村从来都不曾间断,变化的,只是数量的多寡。两名多年涉足此行业的村民告诉记者,相对被严查者,还有更多的人在藏匿。

宫保磊是宫小村“带香”行当中的第一代“香”。那是1992年,他15岁。带他入行的,是宫小自然村的宫清河。那一年,家有部分外债的宫清河,向“把兄弟”宫效喜诉苦。自1986年便外出乞讨的宫效喜,第一次对外介绍起了自己发家的行当:“带香”。

因当地派出所要求外出人员一律回乡接受调查,2月13日,宫效喜专程从亳州回村。思维清晰、言谈高亢的他向记者直言,自己在双眼因爆炸失明后,选择了外出乞讨。因在乞讨中发现一个残疾小女孩乞讨所得比他多,两人便开始搭伙。这便是“带香”的起源。村民们见宫效喜乞讨赚钱之后,觉得“一个瞎子要饭赚的钱比我们都多”,便都争着请他吃饭喝酒意图取经,都被他拒绝。

但这一次,宫效喜向“把兄弟”宫清河提到了徐桥的“宏宇”(宫保磊的乳名),“他屁股上一个大瘤子,残疾得很,要钱肯定多。”

“他是我的把兄弟,当然要帮。”宫效喜对记者说,如果不是有着这层关系,他断然也不会向宫清河传授此间门道。后来,村民宫继胜又主动找到宫效喜搭伙,找来一个残疾儿童,一同外出“带香”。

村民在宫效喜的“发家致富”中看到了家境改善的可能,纷纷效仿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“带香”在宫小村走向高潮。

宫保磊进入“带香”行当的那一年,恰好家里盖新房。其父宫清运告诉记者,当时盖房花了5000多元,有3000元是借的。当年10月,房子刚盖完不久,宫清河和宫效喜就带着礼物来到了他家。“嫂子,让我带着宏宇去福建出门吧。”宫清河开门见山,“家里盖房不是冒(方言,欠)着钱吗,让宏宇坐路边人家给点钱,一个月给你们300元,把账还还。”

为什么愿意让孩子外出乞讨?宫清运坦言,“把账还还”的说法,说到了自己的心里。因为自己心细,是个“欠账之后睡不着、吃不香”的人。但他并没有立即答应,“他(宫保磊)不好弄,大小便失禁”,继而提出由宫保磊的母亲朱贵彩陪同前往,且盈利五五分成。

次年,宫清河再次前来商谈。因合作期间有过不快,朱贵彩不愿意再去,但宫清运主动说服了她。他说,那时候,种花生、棉花、西瓜,一年到头的纯收入也不过2000元左右。而他们第一次出去,仨月就还上了2000元的债务。

宫清河、朱贵彩带着宫保磊第二次前往福建乞讨。但宫清运夫妇称,这一次,宫清河怀疑她私藏了部分乞讨所得,双方就此闹翻,再未合作。而此后他们不仅再未将孩子“外租”,更未主动带宫保磊外出乞讨。只是在前往河南、湖北等地为朱贵彩看病时,宫保磊又有过乞讨行为。

从人到“香”,对于那些残疾儿童而言,并不单单是身份的转变,更是心灵扭曲的过程。在这一过程中,孩子完全被工具化了。

“小儿麻痹症的小孩最好,细胳膊细腿的,让人一看就心疼,最容易引得城里人同情。”几位曾经“带香”的村民都这样提到,他们当初所租赁的“香”均为小儿麻痹症患儿。

而据宫传文、宫效喜等人向记者介绍,当时,河南开封、商丘等地农村,因小儿麻痹症患儿较多,很多“香”即来自那里。当地人对此未经证实的猜测是,当年不可靠的防疫情况导致了当地小儿麻痹症患儿的密集出现。

宫效喜等人同时提到,当时对“香”的旺盛需求,也直接催生了职业中介的出现。

一个例子是,1998年,宫小自然村村民宫孝义(音,已故)也动了“带香”的念头。

“一开始,找了几遍也没找到小孩,找了个残疾的60多岁老头回来。”其长子宫保玉告诉记者,当父亲把这个残疾老头一带回家,就遭到了众人的嘲笑,“带个老头出去肯定讨不到钱。”

并未作罢的宫孝义送走残疾老人之后,便经人介绍,在河南农村找到了两个差不多十四五岁的小儿麻痹症男孩,并以250元/月的价格,预支了半年的租金,带回宫小村。

带回宫小村是进行培训吗?宫保玉说,哪有什么培训?不过是用轮胎内胎包裹住孩子的屁股让他们在地上挪,或者坐在木板车上滑,然后敲打着缸子,根本不用说话。在天津,两个孩子由宫孝义、宫保玉父子一人带一个,沿街乞讨。

此外,“带香”行当的竞争并不亚于任何一则商业故事,“开创”这一行当的宫效喜在“带香”时,就曾一连被挖走了三个“香”。因此,被带回家的“香”,往往会被严加看管,禁止接近其他村民,以免被挖墙脚“跳槽”。他说,有了“香”就能赚钱、多带一个“香”就能多赚一份钱,很多人为此费尽心机。

是什么让宫小村人选择了“带香”?又是什么让“带香”久盛不衰?是贫穷所致吗?1983年即担任宫小村村支书的宫传文对此断然否认。他说,早在上世纪80年代,宫小村的经济状况在全镇当中便属中上游,若是因为穷而“带香”,其他更穷的村显然更有理由。事实是,是宫小村发明“带香”之后,其他村才攀着亲戚链条,跟随走上“带香”之路。

“他身体这个样子,除了外出讨点钱,还能做什么呢?”宫清运一再向记者表示,当初同意孩子外出乞讨实属无奈。而眼下,他最希望当地政府能给他们出一纸证明,然后光明正大外出乞讨。

在宫清运夫妇的眼中,外出乞讨,是宫保磊目前唯一能够实现的谋生手段。“去年,头一年,政府给了300多元的救助金……这够买馍吗?”宫保磊说。

宫效喜同样陈述自己是在2008年才开始领取每年几百块钱的救助金,此前,双目失明的他没有得到任何救济。

在他们看来,恰恰是政府救济的缺失、乡村生活的贫瘠,日渐催动着人们对“带香”这一谋利手段的认同。在采访中就有不少村民为“带香”开脱,认为很多残疾儿童家长并不排斥让孩子做“香”———一来可以减轻自身家庭的抚养负担,二来可获或多或少的收入。这样的声音,在宫小村及其周围村庄并不难听到。

熟谙这一行当的宫效喜甚至提到,有些残疾儿童的家长,因担心贸然入行“通不开路”,也会先行将孩子对外租赁,然后转而自立门户“带香”。这一点得到了多名涉行者的印证,被指并不鲜见。

据太和县警方介绍,现年61岁的宫集镇集南村村民宫春风,2006年以4000元价格从马集乡西张村张庆林手中买下其养子———5岁残疾男童楠楠,当年10月起伙同其妻随继荣长年带该男童在湖南岳阳、长沙、怀化等地乞讨。作为交易筹码,宫春风分5次付给张庆林现金共计2万元。2月6日(正月初四)上午11点半,警察带走了宫春风夫妇和楠楠。当晚10点多钟,张庆林亦被警方带走。楠楠随后被送回马集镇西张村。

但耐人寻味的是,楠楠并不愿意回到张庆林家,也不叫张庆林爸爸,而是称他“傻×”、“二杆子”。相比“太脏、太臭,房子也不干净”的张庆林家,他更愿意呆在宫家。

在这一轮的“微博打拐”热潮中,太和当地警方加强了排查。“未发现有拐卖儿童的集团和据点以及泼硫酸、铁笼子训练等残害儿童的行为。”太和警方在排查后通报。相比在网上热炒的《调查:安徽阜阳拐卖虐待儿童成风 硫酸烧脸毒打致残》一文,当地涉足带香行业人士向记者反映,拐卖儿童、伤害健康儿童致残用以乞讨等现象在当地“带香”中并不存在,“都是到处买卖租赁”。太和警方的另一统计数字印证了这一点,2004年以来,该县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21起,解救被拐卖儿童24人。“但这里面有很多儿童是卖给别人当子女的,而不是去行乞。”警方说。

让宫小村民愤怒的则是远扬的“臭名”。记者在村内调查的两天里,包括宫传文、宫春燕两任村支书在内的多位村民均证实,在宫清平案发之后,宫小村“带香”的人已经大幅减少。只是由于周围一些村庄的“带香”者,在被盘查时也都宣称来自宫小村,才使得宫小村一直恶名难除。至于现在村里还有多少带香人,村民们的说法并不尽相同。其中,有涉足其中者提到的数字为10人左右,这也是村民说法中最高的。

现在的宫小自然村约有700人,其中有200多人在外打工。宫春燕介绍,目前村民人均年收入约4000元,收入来源则主要靠劳务输出和烟草种植。在他看来,随着就业途径的多元化和收入的提高,“带香”最终会消失。

但就在“带香”在宫小村变少之际,我们在调查中则发现,在其附近的一些村庄,比如二郎乡的孟各庄、后小庄等地,也有人从事“带香”。同时,虽然调查没有发现“关笼子”、“泼硫酸”等虐童行为,但据知情人透露,作为“香”的残疾儿童的权益实难称得上有保障。

中止其监护人资格,甚至剥夺其监护人资格,交给民政部门设立的福利机构抚养。此外,还应确立国家监护制度,加大对儿童的福利保障力度。

于建嵘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议案的拟定上,期望在两会时通过一些新的立法来推进禁止儿童乞讨的工作,“这依然是个漫长的过程,但必须得做。”

而另一方面,于建嵘仍然对“随手拍照”行动本身持有很高的热情。他还在不停地转发来自各地的乞儿信息,并联络各方力量进行解救。同时,一个关于乞讨流浪儿童的资料库正要建立,而壹基金与华民慈善基金会已经发起“壹基金救助乞讨儿童专项基金”,持续资助救助乞讨儿童的行动。其中,壹基金承诺第一期将投入至少20万元作为启动基金,而于建嵘、薛蛮子、韩红等发起人每人也将捐助1万元。

只有制度层面的完善才能最终解决乞讨儿童问题,这是于建嵘考虑的重点,邓飞对此表示支持,但他仍要继续进行微博打拐。“找到一个被拐卖的孩子,你都无法想象会有多大的成就感。”

“于建嵘老师准备从制度层面考虑消除儿童乞讨,但术业有专攻,我只是个记者,我能做的是追踪儿童乞讨的个案,”邓飞说,“说实话,不管是微博打拐还是解救乞讨儿童,都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过程,单靠某一方的力量都不够,于建嵘老师、我,我们都只是跑好自己这一棒,然后再交到相关部门的手里。”虽然成功找到了被拐孩子彭文乐,但邓飞知道,自己和所有参与者一样,都只是这场接力中的一棒。